从朱玉叶案件了解我国的刑法体系

从朱玉叶案件了解我国的刑法体系

洪伟翔

朱玉叶案件的唯一凶嫌无罪释放，引起社会的一片哗然，更引起普罗大众不分你我的一片质疑及谩骂之声。只要是人，相信都会和大家一样，感到非常愤怒及失望，甚至会把这股愤怒和失望移驾到审判的法官及检控单位身上，在心底先是认定做了手脚，才会做出这样的判决。但若是各位平心静气的想一想，其实许多的质疑和愤怒，都出自于对法律的认知不足或不了解。因此，在《当今大马》的要求之下，逐写下了这一篇文章，希望可以帮大家厘清一些事实。

首先说明一下整个刑事案件的调查-提控程序。在我国的法律体系当中，刑事案件（强奸、杀人、打劫、偷东西等等都属于刑事案件）并不由受害者提出诉讼。受害者或其家人的参与仅止于报案及协助调查。而警方在接受报案之后，将会委派调查官（Investigating Officer，也就是俗称的IO）进行调查。在调查结果出炉后，调查官将会把调查报告呈交于总检察署（Attorney General Chambers，AG），并由总检察署全权决定提告与否，包涵使用哪一条条文、哪一种罪状、何种策略来进行提告。

花了不少篇幅来解释这检控程序，正因为有其必要性。许多的大众误解，就是源于对以上程序的不了解。只要了解了以上程序之后，很自然的就可以看到，许多网民/大众的疑问，其实根本不成疑问、站不住脚。

比如，筹钱给朱家打官司（大众的疑问包括请不起好律师提告、没钱上诉等）。首先，如上所述，提控方为总检察署，因此朱家是一分钱也不需要出的，当然也无权指定由谁来代表朱家。即便是接下来因对判决不服的上诉费用，朱家也绝对不需要付出任何一分钱。此即为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最大差别。所以网络上一片为朱家筹款打官司的呼吁，其实是没有任何理由及依据的（当然，筹款设立朱玉叶基金或为提升大众醒觉等等自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当然，朱家可通过律师公会寻求法律援助或聘请属意的律师做为旁听律师。但大家必须了解到，旁听律师充其量只是一个旁观者，所以并没有权力来决定控方的审讯策略、控状及盘问嫌犯及证人等等。旁听律师至多只能够提出意见于总检察署，而决定接纳意见与否的权力，完完全全掌握在总检察署的手中。

再来，呼吁朱家马上上诉的呼声。上诉与否，朱家是没有任何置喙的余地的。总检察署有绝对的权力来决定提控、上诉、撤案的权力。没有任何一方，包括首相、大法官有权对这总检察署的特有权力进行干预（至少法律上是）。正如警方的调查权力，他方也不能随便干预一般（总检察署至多可退回调查报告，要求重查），这正是民主体制下，权力分隔以达致互相制衡的体现。

好了，说了那么多终于可以进入正题了。朱玉叶的在如此的情况之下枉死，绝对是一件人神共愤、天理不容的事情。因此，在首要也是唯一的嫌疑犯在法庭被宣判无罪释放，甚至连自辩的程序都不需要进入的情况之下就审结案件（即是控方根本连最基本的表面罪名确定都做不到），自然是一件让大众感到非常愤怒、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

但愤怒归愤怒，还是必须要回到事情的根本，到底是哪一方面出了问题，导致这一天怒人怨的案件，竟然可以如此简单的就让嫌疑人脱罪。

写到这里，又必须掉一下书袋，解说一下刑事案件在法庭上审理的准则。我国的法律体制承袭自英国，自然也承袭了其重视及保护人权的一面。因此，刑事案件的办案/审讯理念之中，最高的原则就是-“宁縱勿枉”。

简单地说，就是宁可放过100个坏人，也绝对不要抓錯一個好人的意思。所以，要在刑事案中将嫌疑犯定罪，控方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控方在庭上必須證明案件是由疑犯所做，这一证明必须在完全沒有“任何合理疑點”（beyond reasonable doubt）的情况下才可成立，如此才可将嫌犯定罪。

而相对来说，辩方的责任就要轻上许多。辩方只要挑起任何合理的疑點，只要让法官有一丝丝的怀疑此案并不是由如今被控的嫌犯所做，即便其他大量的确凿证据，嫌犯依旧會被無罪釋放。正因为如此，控方在决定用何种条文来提控嫌犯的时候，就必须慎重的考虑手上现有的证据，以确保可以成功的将犯人入罪。

而从这里以可以看到。警方的搜證/调查工作也必须齐全完善，若是证物或程序上可被挑起任何疑点，罪名就非常地难以确立了。当然，越重的罪责举证责任也越重，若是殺人罪，凶器、動機、屍體的傷痕、医药报告的处理程序等等都必須吻合及指向被告，若任何一点出错或互相连接不上，嫌犯就可获得疑点利益，并因此而脱罪。（当然，实际在法庭上的举证、论证复杂得多，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完。这里只是简略的的分享一下。）

可能以上的解说已让大家看得头晕脑胀。为了让大家更简易的了解，在此举个例子，在贩毒案件中，若是控方（总检察署）的控状为拥有超过500公克的海洛因，但在法庭之上，辩方成功的证明经化验后该海洛因其实只有400公克，这疑点利益即可归于辩方使其脱罪（当然实际上若发生这样的事情，检控方可在审讯中提出修改控状，把控状改为400公克，法官通常都会允准。这只是方便了解的举例。）再举例，若是在杀人案件中，凶器上有第二个人的指纹，那这疑点利益，自然也就归于被告了！

说到这里，可能会有一些读者大喊，这不是太不公平了吗？要那么困难才能将作奸犯科之人入罪，那不是在鼓励大家都去抢劫强奸吗？是的，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确实是非常之不公平，也确实有很多惯犯就因为这“宁縱勿枉”的原则而依然逍遥于法网之外。但各位请平心静气的想一想，若是换个“宁枉勿縱”的体制，那不是会造成更大的不公不义吗？简简单单就可将人入罪，那可会造成多少的冤狱啊！既然你指责某个人犯下了罪状，那就必须要彻底的证明真是他所干下的不是合理至极吗？！

（可能有些怒上心头的人会说：“若是你的家人是受害者，而罪犯就因这一体制而被无罪释放，你就不会这样认为了！”这样的说辞，网上随处可见。而我的回应是，若是各位的家人，因为一件根本没有做过的事情，而被判坐牢、打鞭、死刑，大好人生无端端就被断送掉，想必大家就可以清楚看到这一制度的好处了！）

“宁縱勿枉”这一原则，或许有其不足之处，但这是举世公认最好最公平公正的法律原则。因这一原则极大化的缩小了冤狱出现的可能，因此除了一些封建极权的国家之外（像封建帝制之下，皇帝说你有罪就有罪），基本上所有的文明国家，在审判刑事案件时，都会引用这一原则。

而至于深入探讨朱玉叶案的审讯过程，恕小弟当下并不能够。因现在还绝对不是探讨判决的时候。毕竟法官的书面判词还没有出炉（通常在决定上诉后两个星期之内会出炉，到时公众都可通过网站下载），没有判决在手，又如何探讨其判决？

有人说可以通过现有的资讯啊！那就更不应该了。通过报章或其他管道所获得关于此案的只言片语，别说根本不足以完整甚或是简单的解析整个法律的判罚，况且，没有法官所写的书面判词，又如何法断定这些“只言片语”准确与否？

所以，若要回答诸如“到底有什么关键证据出了问题？”、“检控官有没有对其进行弥补？”、“而辩方又是如何挑起该疑点的？”等等的问题，都必须等到完整的书面判词出炉后才可知晓。任何在当下想要解析这一案件的举动，都是非常不应该及不合理的。